李潜

【案情简述】2017年11月11日，刘某在其打工的食品加工店内，与被害人王某发生口角，后双方互相厮打，期间，刘某用菜刀将张某鼻部划伤，用头部撞击张某鼻部造成其鼻部骨折。经鉴定，张某双侧鼻骨骨折构成轻伤二级。被告人刘某因经济困难向天津市南开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天津高航律师事务所接受天津市南开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由李潜律师承办此案，为刘某进行刑事辩护。律师通过研究证据发现，刘某并非故意持刀伤人，其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后，被害人率先对刘某进行厮打，后刘某用头部撞击被害人鼻面部，其手中菜刀因未来得及放下遂不慎将被害人划伤。庭审中，刘某主动认罪并赔偿被害人损失获得被害人谅解。李潜律师围绕刘某的自首情节以及本案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展开辩护。最终，法庭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判处刘某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办案心得】本案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存在争议，但应当事人本人要求，律师未做无罪辩护。庭审时，律师以此为切入点，改变辩护思路，充分论述本案系因被害人过错导致，应当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最终获得较轻判决，当事人表示满意，并向李潜律师赠送锦旗以示感谢。【法条链接】《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办案承诺】上述案例，均为律师亲办真实案例，有相关法律文书为证。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涉案人员及部分办案单位均采用化名或字母代替，特此说明。

【案情简述】张某系天津市某网吧员工。2017年8月2日，张某因打扫网吧卫生问题与被害人王某发生争执。后张某在网吧厨房内取菜刀一把，对王某进行猛砍，王某当场死亡。案发后，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受张某家属的委托，李潜律师为张某依法辩护。通过会见律师了解到，张某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因被害人在张某打扫网吧卫生时拒不配合，导致张某情绪失控，酿成悲剧。律师还了解到，张某性格封闭、懦弱，自幼受他人欺辱，且母亲有精神病史，缺乏家庭关注和有效的情感沟通。在律师会见的过程中，张某多次表示自己没有生活的希望，不愿意律师为其辩护，希望“偿命”为自己所犯之错赎罪。考虑到张某家族病史，律师第一时间向办案单位递交了《法医精神病鉴定申请书》。但经鉴定，张某虽性格孤僻，但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本案证据足以认定张某犯故意杀人罪成立。律师遂将辩护方向调整为量刑辩护。针对故意杀人罪的量刑辩护，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至关重要。但在本案中，张某家境窘迫，无法满足被害人家属主张的巨额赔偿，故本案一审阶段谅解未达成。庭审中，李潜律师主要围绕张某系自首的情节展开量刑辩护，此外，张某在案发后主动拨打120急救电话对被害人进行抢救，虽未能阻止悲剧发生，但表明张某在主观上已有悔过的意愿。最终，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认为张某虽犯故意杀人罪，应予严惩，但其是自首，不属于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判处张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判决后，公诉机关提出抗诉，认为张某不构成自首，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李潜律师继续接受二审委托，经工作，公诉机关撤回抗诉，二审维持原判。【办案心得】故意杀人罪，是《刑法》四百余罪名中处刑最重的罪名。与其他罪名从轻向重逐级加重的规定不同，故意杀人罪是从重向轻逐级减轻，首选死刑，其次是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对于犯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辩护方案应更加细致、慎重。对于严重暴力犯罪的被告人，辩护律师应明确自身职责，我们为被害者的不幸离世哀悼，却不能受此情绪困扰影响我们对案件理性的分析。面对被告人，证据、法律才是关乎罪与非罪、定性准确、量刑轻重的核心。辩护，就是让无罪者雪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法条链接】《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办案承诺】上述案例，均为律师亲办真实案例，有相关法律文书为证。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涉案人员及部分办案单位均采用化名或字母代替，特此说明。

【案情简述】2016年8月至2017年5月，被告人孙某与其他被告人组成一个专门利用向客人卖淫后客人不敢报案、不敢反抗的心理并以恐吓的手段相威胁敲诈客人钱财的犯罪集团。集团内孙某任“老板”，招募妇女进行卖淫，并安排其他人负责发放招嫖卡片、接听电话、接送卖淫女等工作。2017年5月18日，孙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由于孙某涉嫌犯罪对社会稳定造成恶劣影响，属于国家严厉打击的恶势力犯罪，故其罪行将被从严处理。孙某作为犯罪集团首要分子，需对集团所犯全部罪行承担责任。其后，孙某家属找到李潜律师，希望为孙某提供辩护。律师在会见孙某后了解到，本案所谓犯罪集团仅是配偶、亲友等组成的犯罪团伙，以犯罪集团定罪，量刑明显偏重。根据孙某的供述，公安机关掌握其敲诈勒索、介绍卖淫犯罪行为近二十起，其中敲诈勒索数额超过六万元，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介绍卖淫情节严重，可能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孙某可能在八年以上处刑。律师预判本案辩护的核心应是犯罪数额、犯罪次数、介绍卖淫是否构成情节严重以及共同犯罪性质的认定。阅卷后，律师观点得以印证。律师围绕部分敲诈勒索犯罪事实证据不足向公诉机关递交法律意见书，最终存有争议的部分犯罪事实在《起诉书》中未予指控，公诉机关量刑建议敲诈勒索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庭审中，李潜律师围绕孙某等人是否属于犯罪集团、仍有部分敲诈勒索证据不足、介绍卖淫一罪不属于情节严重应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处刑、孙某到案后主动交代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罪行等展开辩护，并在庭审后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辩护意见及检索到的相关案例共四十余页。最终，法庭认定孙某构成敲诈勒索罪、介绍卖淫罪，但敲诈勒索罪不属于数额巨大，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处刑，介绍卖淫罪不属于情节严重，应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处刑，孙某等人涉嫌恶势力犯罪，但属于普通共同犯罪，不宜认定为犯罪集团。孙某犯敲诈勒索罪、介绍卖淫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办案心得】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因此，对此类犯罪从严处罚是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作为律师，应坚决维护法治社会健康发展，在每一起案件中将工作做精、做细，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防止冤假错案，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即使是犯罪之人，也应当明晰其罪行，确保对其处以最公平、恰当之刑罚。本案孙某等人构成犯罪无疑，但以最初“三年以上加五年以上”的标准量刑，明显罪责刑不相适应。最终，律师通过辨析证据、法律适用等问题，将孙某涉嫌的二罪名各减轻一档量刑，确保了正义的最终实现。【法条链接】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百五十九条【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办案承诺】上述案例，均为律师亲办真实案例，有相关法律文书为证。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涉案人员及部分办案单位均采用化名或字母代替，特此说明。

作者：李常永律师、李潜律师“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认定犯罪事实成立所要达到的程度。我国刑事立法确立的是“严格证明标准”，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对于何谓“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了三项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上述三个条件既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又必须同时满足，才能认定犯罪事实成立。在辩护实务中，尤其是在当事人涉嫌多个罪名、多起犯罪事实的案件中，承办律师应时刻保持警惕，仔细梳理证据链条，吃透全案证据体系。一般来说，证据捋清楚了，辩点也就会“水落石出”了。下面，笔者结合几则亲办案件，谈一谈对“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与运用，待有识之士批评指正。例一：C某走私固体废物案——有证据指向涉嫌的犯罪事实，但是据以定案的最关键证据、最客观证据缺失的，不能认定为“证据确实、充分”《起诉书》指控：青岛广大公司一共进口了四个集装箱的货物：先进口一个集装箱，后又进口三个集装箱。其中，先进口的一个集装箱对应的报关单号是12342234，重量为25吨；后进口的三个集装箱对应的报关单号是56786678，重量为73吨。根据天津某检测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后进口的三个集装箱取样后检测结果为“已硫化橡胶”，属于“禁止进口固体废物”。同时，本案三名被告人阿凤、C某、阿浩等人的供述均认为，前后两票货物情况应该一致。据此，《起诉书》将先进口的一个集装箱（25吨）也一并计入走私数量。从表面上看：涉案的两票货物均是从同一个外商处进口；青岛广大公司与龙桥公司就两票货物也是签订的一个《代理协议》；三被告人以往的供述也都承认，两票货物为同种货物，数量认定似乎没有问题。然而，果真如此吗？在庭审中，我们发表了这样的辩护意见：综合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的第一批25吨货物属于“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在计算走私数量时，应将该批货物排除在外。主要理由是：第一批货物在通关后，由阿凤负责销售到河北省，该批货物没有被查获，也就是没有实物证据；相应地，也就没有针对该批货物的《检验报告》，不能确定是“已硫化橡胶”；阿凤供述，涉案的货物是通过一个叫阿基的朝鲜族男子从韩国进口，而阿基目前没有在案，无法核实二批进口货物为同一种货物；虽然阿凤、C某、阿浩三被告人都认为是“已硫化复合橡胶”，但是他们都没有亲眼见到过、查验过该批货物，欠缺对该批货物的直接感知，三人的认识都是建立在猜测、推断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没有物证并对物证作出鉴定且证据链条不完整的情况下，尚不能认定第一批货物是固体废物。最终，某中院采纳了上述意见，第一批25吨货物没有计入犯罪数量。该案让我们认识到：在进行证据审查时，律师首先应当关注据以定案的“最佳证据”是否在案。就本案而言，据以定案的“最佳证据”应该是物证及其相关鉴定——只有查获物证并通过技术检测手段确认，才能最终判定是否属于“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可见，即使有多项证据指向犯罪事实，但是假如“最佳证据”缺失的，仍然不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成立。例二：T某盗窃案——证与证之间存在矛盾，且有罪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不能认定为“证据确实、充分”《起诉书》指控：T某趁月黑风高之夜潜入被害人阿福家中，盗窃珠宝、首饰等财物十余件。公诉机关的指控，有被盗物品的价格鉴定、被害人陈述、现场勘验笔录、被盗物品购买发票等证据。在接案后，我们对全部诉讼证据和诉讼文书进行了梳理，并制作了相关图表。我们注意到：《起诉书》指控的“7.699克千足金摆件，鉴定价值2348元”一项存在问题。首先，在案证据中没有物证。其次，被害人陈述与《保证单》、《鉴定意见》之间不能印证。被害人阿福的历次陈述中，均提及丢失千足金摆件1个，重量30多克，这与被害人阿福提供的《六福珠宝保证单》（千足金摆件壹个，重量7.699克）以及价格鉴定结论书》中“千足金摆件1个，重量7.699克，价值2348元”存在直接的矛盾。第三，对于上述矛盾，阿福没能给出合理解释（至少《笔录》中没有），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陈述。在法庭上，我们提出了上述问题，并在庭后与检察官、法官进行了坦诚交流。最终，该项指控没有认定。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情况非常多。常见的抢劫、盗窃、侵占、职务侵占、诈骗、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贪污等罪名，往往会涉及多项犯罪事实，有的多达数十项、上百项。不同的犯罪事实，其证据结构是不一样的。有的犯罪事实对应的证据十分充足，而有的犯罪事实可能证据欠缺就比较严重。遇到类似的情况，笔者建议，应当尽量以表格的方式，对全部证据进行仔细梳理，这样能够很好地呈现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之处。例三：P某职务侵占案——在案证据不能“证成”有罪事实，而无罪事实又不能被“证伪”的，属于“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起诉书》指控：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理P某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本公司财产一百余万元。其中，2011年某月，P某将本公司名下的宝马汽车一辆，通过天津某二手车交易市场出售，非法获取车款六十余万元。接案后，我们对全部证据进行了仔细梳理，发现：其他几笔职务侵占的事实证据充足，问题不大，被告人也都认可；唯独宝马汽车这一笔，被告人称不是事实，并提供了无罪的解释。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我们陈述了该起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理由是：其一，《起诉书》描述的事实顺序（P某联系同事华仔→华仔联系二手车交易市场经理伟仔→伟仔与P某签订书面《协议》→伟仔向P某账户打款六十余万→伟仔联系买家发哥将该车卖出），有的环节没有证据支持，比如书面《协议》欠缺、银行流水欠缺，并且华仔、伟仔的证言多有不合逻辑之处，与常理常情相悖。其二，P某在笔录中及当庭表述的无罪事实，涉及到多名应当收集而没有收集的证人证言、多项应当调取而没有调取的书证材料。控方既有收集调取有罪、罪重证据的义务，也有收集调取无罪、罪轻证据的义务，上述证据未能到案，也就是不能确定被告人P某所讲情况一定为虚假。最终，法院认为：据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多项关键证据缺失，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排除被告人P某所言属实的可能性，不能得出唯一结论。通过该案，我们认识到：诉讼的最高价值是真相与公正，真相是前提，公正则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必然。“事实”是按照时间顺序产生，呈“流线型”；而“证据”又是从“事实”中衍生出来，那么“证据”也应当是“流线型”。证据与证据之间能够“无缝衔接”，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的，可以认定事实成立。反之，假如证据与证据之间的衔接不流畅、有矛盾，则不能认为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也就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能令法官形成内心确信。以上是笔者在以往办案过程中对于“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必须指出的是：不同的罪名、不同的事实，对于“证据确实、充分”的把握也必然是不同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个案的差异性决定了律师工作的创造性，这也正是诉讼的魅力所在。

作者：李常永律师、李潜律师引言“准自首”，也称“余罪自首”、“以自首论”。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在辩护实务中，假如当事人涉嫌的是多项罪名，那么极有可能成立“准自首”。此时，辩护律师应当保持敏锐的嗅觉，在量刑辩护层面，将“自首”、“准自首”作为首要考量的辩点，并紧密结合相关事实、诉讼证据和文书、实体法律规定予以分析论证，从而实现精细化辩护。案情天津市H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2年5月下旬，被告人阿伟使用德华、学友、咏麟、富城等四人的身份证，多次到本市H区、南开区、河北区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华夏银行骗领银行信用卡，后以人民币4800元的价格向被告人大王、小王出售上述信用卡共计29张。被告人大王、小王购买上述信用卡后，欲加价出售给阿汤哥从中获利。期间，被告人大王、小王将上述29张信用卡内的信息用读卡器复制到空白卡上。公安机关于2012年5月27日将被告人大王、小王抓获。2012年5月28日，民警在被告人大王、小王的暂住地天津市H区朋友旅馆410房间查获并扣押29张复制卡以及大量空白卡、已写磁条卡、身份证、磁卡读写机、电脑等。笔者作为小王的辩护人出庭辩护，并当庭提出小王有“准自首”情节。公诉人当庭答辩认为：不同意被告人小王成立“准自首”，在被告人被抓获的5月27日第一份供述中没有主动交代复制银行卡的情节。5月28日，民警在被告人大王、小王的暂住地天津市H区朋友旅馆410房间查获并扣押29张复制卡以及大量空白卡、已写磁条卡、身份证、磁卡读写机、电脑等。被告人小王在其后的讯问中作出供述，公安机关已经掌握本罪的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其行为属于如实交代，不属于自首。分析关于“准自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在《刑法》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向司法机关主动如实供述本人的其他罪行，该罪行能否认定为司法机关已掌握，应根据不同情形区别对待。……如果该罪行未被通缉、也未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已实际掌握该罪行为标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该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行，一般应以罪名区分。虽然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如因受贿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又交代因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应认定为同种罪行。”在辩护实务中，“准自首”的认定，主要是基于以上规定进行分析论证。具体到本案，被告人小王在“伪造金融票证罪”上，应认定有“准自首”情节。其一，小王供述的是“本人其他罪行”。天津市公安局H分局《立案决定书》显示：2012年5月29日，决定对大王、小王、阿伟“妨害信用卡管理”案立案侦查，也就是说，当时涉嫌的只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一罪。《案件来源》亦可印证这一点。然而，当天3时40分至7时50分，小王接受讯问时，其主动、如实供述了“复制银行卡”的行为，该行为涉嫌的罪名是“伪造金融票证罪”。二者既不是同种罪名，也不是选择性罪名。同时，两个罪名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并没有“密切关联”：“出售”29张银行卡与“复制”29张银行卡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犯意、实施的两个不同的犯罪行为。其二，截止于小王供述时，“伪造金融票证”的“罪行”并“没有被办案机关所掌握”。该罪行未被通缉、也未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仅凭办案机关在小王暂住地“朋友旅馆”内发现大量银行卡的事实，是否足以认定“司法机关已实际掌握该罪行”？笔者认为不足以认定。在暂住处查获大量银行卡，只能说明公安机关“发现了犯罪事实”，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规定的刑事立案的条件。而所谓“罪行”，顾名思义，是指“犯罪的行为”。从证据标准上看，“已经实际掌握该罪行”远高于“符合立案侦查条件”的证据标准。查获了大量银行卡，并不意味着查明了关于银行卡的持有人、复制人、复制行为、复制用途等犯罪事实。实际上，直至小王作出供述的三个多月后，办案机关才决定对大王、小王以“伪造金融票证罪”立案侦查。其三，小王属于“主动、如实供述”。细查小王的供述笔录，办案民警问：“深圳警方在你的暂住地朋友宾馆里发现了大量的银行磁卡，这是怎么回事？”小王即主动、如实供述了“复制29张银行卡”的相关事实；至于其对复制银行卡用途之辩解，并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结论最终，天津市H区人民法院认为，虽然被告人在复制卡的目的上供述有所反复，但考虑其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且当时公安机关尚未立案，且尚未掌握相关证据。因此，采纳了辩护人关于“准自首”的辩护意见，对被告人减轻处罚，是正确的。

“离开现场”≠“肇事后逃逸”：一起成功的量刑情节辩护作者：李常永律师、李潜律师案情天津市J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4年2月某日六时许，被告人W某无证驾驶无牌照的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在某公路由北向南行驶途中，其车右前部撞上Z某身体，致Z某急性重型内开放性颅脑损伤，后经鉴定为重伤二级。事故发生后，W某驾车逃逸，被途经此处的群众拦截后返回现场抢救伤员。经交管部门认定，W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公诉机关认为，W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致一人重伤后逃逸，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三到四年。W某辩称：自己并没有撞人。分析对于“交通肇事罪”，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就犯罪构成而言，该罪的主观方面有特殊之处，即：定罪的主观方面要求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具体要结合行为人对自己的交通违规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态认定），而作为法定刑升格情节的“肇事后逃逸”，其主观方面要求为“故意”。所谓“故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的规定，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鉴于定罪、量刑的主观标准存在上述不一致性，律师在为涉嫌交通肇事罪的当事人提供辩护时，务必对该案事实与证据详加审查、认真推敲，充分运用经验法则，准确判断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也就是说，辩护律师在衡量该案证据体系时，对于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要以不同的标准来评估。“过失”的证据足够，不等于“故意”的证据足够；定罪的证据足够，不等于量刑的证据足够。本案的证据并不能确实、充分地证明W某是在“明知”本人已经造成了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一，关于是否“明知”：对认识因素的考察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因此，刑法意义上的“故意”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结合。“认识因素”的判断，离不开主观上的“明知”。本案证据不能确实、充分地证明行为人W某在“撞人”时是“明知”。事发时间是冬日早晨六点左右，刚下过雪，光线较暗、路面很滑。肇事车辆的照片显示：W某驾驶的三轮车曾被自行改装，右侧车窗部挂有拉帘，影响视线；该车辆半新，车斗部位常年颠簸作响，影响听觉，而恰好W某年逾六十，听力不佳。在该车与被害人发生物理接触的“右前部”，没有提取到痕迹物证，双方发生接触、碰撞的程度不深。《现场勘验笔录》、《交通事故勘验照片》及证人证言等证据显示：在事故发生后，W某虽然没有立即停车，但是也没有刻意加速逃离或者躲藏的表现，而是沿着公路平直向前行驶。过路群众向其口头告知“撞人”后，W某即停车并赶回事发现场。综合上述因素，现有证据不排除W某对于发生交通事故主观上并不知情的可能。实际上，W某此时的主观心态恰恰是构罪要件中的“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证据仅能证明构罪标准，但是不能证明法定刑升格标准的，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题中应有之义。二，关于是否“为逃避法律责任”而离开现场：对意志因素的考察证据显示：回到事发地点后，虽然被告人W某坚称自己“没撞人”、“人不是我撞的”，但在问明被害人身份后，其积极联系家人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开车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并垫付医疗费数千元，主观上没有任何迟疑，客观上没有延误救治。在治疗过程中，W某曾因工作原因而离开医院一段时间，但其妻子自始至终陪同救治。W某将单位的工作处理完毕后，又马上返回医院，体现出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从W某的上述行为推断，其虽有离开事故现场的客观行为，但是其主观上并非“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离”。综上，“离开现场”不等于“肇事后逃逸”。结论最终，天津市J区人民法院本着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听取并采纳了上述辩护意见，认定W某犯“交通肇事罪”，但不属于“肇事后逃逸”，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最后，笔者补充说明一点：实际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的规定，“逃逸”既可能影响量刑（“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也可能影响定罪（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为行文方便，笔者侧重于对“逃逸”作为量刑情节的分析。